秦关汉土征未还

明长城略述（五）毕

hongfeng — Mon, 25 August 2008 12:52:31 +0800

明长城略述

国外某杂志准备分章节介绍我国的长城，其中一节涉及明长城。应朋友之邀，本人拙笔写出该文，现贴出以备查。
本文以个人身份写成，不代表官方立场。本文从文化和历史脉络上把握明长城出现的原因和地域，异于当前介绍明长城的文章。但不会标新立异，哗众取宠，违背原则。

（五）

       万历年间，明属建州卫女真人急速崛起。
       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，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反明，建立金国，史称后金。
       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，其子皇太极又改国号为大清。
      自建立金国始，金兵或清兵攻辽东、联蒙古，破朝鲜。笔者依据《明实录》统计，崇祯初年至吴三桂献关前，清兵已自蓟、宣等镇沿边大举攻入内地六次，长城关口多处失守。
       崇祯二年(1629年)，清兵入长城大安口，大至（北京城）德胜门，骑兵又突（北京城）广渠门。
       崇祯十一年(1638年)，清兵破长城墙子岭、青山口两处关口，蓟辽总督兵吴阿衡败死于北京密云。清兵继续南下河北，攻高阳，前蓟辽督师孙承宗于家中抵抗被俘，自尽而亡。
       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清兵再破墙子岭关南下，蓟辽督师、巡抚卢象升提五千残卒，与清兵战于巨鹿，身中四矢三刃而亡。
       此时“虏患”已转为“奴患”，而内地亦有李闯等“寇患”。
       辽东长城修筑的时间，最早可上溯至永乐年间，那时已建立了一些隘口墙体和城堡。正统年间开始建筑辽东河西长城，成化年间开始建筑河东长城，因年代久远，损毁严重。万历、天启、崇祯等年，不断修缮和增筑大段边墙，山海关之外的城堡不断修缮和增加。辽东长城直达鸭绿江畔的虎山，长约一千九百里。
       天启初年，沈阳、辽阳等城相继被金兵攻陷。其后，辽东多处城堡逐步失陷，官军步步后撤。为保关内安全，官军持续加固山海关及辽东西部长城、城堡。
       蓟辽督师袁崇焕以长城防御体系为依托，固守辽东宁远城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进攻宁远城的金兵统帅努尔哈赤被炮火所伤，死于军中。
       由于山海关一带长城设有重兵把守，坚不可摧，辽东宁远等城的军民视死如归，金兵始终未能武力攻占。最后金兵使用计谋，袁崇焕被朝廷处死，辽东战事开始走向失败。
       崇祯十七年，即公元1644年，李闯杀入京城，庄烈帝驾崩万岁山之寿皇亭，吴三桂随后又引清兵入关，明朝灭亡。
       清朝全盘接收了明代的军事制度和设施，长城一线各城堡、关隘均驻有清兵。凡重要的长城关口，全部由满族兵集中守卫，汉族兵部署在其后。如山海关、喜峰口、古北口、张家口、独石口等。清朝还继续修缮部分长城隘口，加固城堡，以防北方蒙古部落的进攻。同时北出长城，征讨蒙古部落的叛乱。另外，在内地个别对立的地区，也修筑过墙体，目前尚未定性，可称为“长墙”。
       明长城防线极长，大部处于偏远山区、丘陵地带，驻扎空间狭小，给养运输困难，并不适于大量兵马生存。因此，明朝官军主力一般集中于可供展开的长城之后，发现警情，迅速到达。各镇兵力无论多少，都不可在长城之上一字摆开进行全线防守。若突破一点，等于突破全线，这是兵家大忌。长城立体防御的重要性就在于此。
       长城可阻挡一般的攻势，而当北方游牧大规模南下时，长城某一点要面对数万骑兵，并不一定能够守住。此时长城只要起到滞迟、消耗、预警的作用，便是最大的成功。长城后方各镇官军如果及时收到警情，会立即在纵深处调集兵马，集中至必经的要道堵截、决战。这个战略纵深，或可数十里，或可上百里。
       长城墙体不能处处阻挡蒙古骑兵的进攻，但不能就此理解为长城无用，徒耗财富。如果没有成祖迁都北京，如果没有后世持续固守京师、皇陵，如果没有征调人力、财富在北方建立长城军事防御体系，大概会出现南北朝或南宋时期农耕与游牧在中原对峙割据的局面，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变。
       明长城与秦、汉长城并称为三大长城。它基本贯穿了中国北部，有效的防止了北方游牧的侵扰。由于建造长城，北方沿线得到了大力的开发，许多地方形成了繁华的乡镇，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
       如果你现在到明长城保存较好的地段旅游，你绝对会被它的雄伟和壮观所震惊。如果你不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长城，那么你绝对会认为建造长城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。

明长城略述（四）

hongfeng — Thu, 21 August 2008 03:39:59 +0800

明长城略述

国外某杂志准备分章节介绍我国的长城，其中一节涉及明长城。应朋友之邀，本人拙笔写出该文，现贴出以备查。本文以个人身份写成，不代表官方立场。本文从文化和历史脉络上把握明长城出现的原因和地域，异于当前介绍明长城的文章。但不会标新立异，哗众取宠，违背原则。

（四）

       正统年间，蒙古瓦剌部落开始强大。十四年秋（1449年），瓦剌部落的进贡使团因马匹价格和使团人数等问题与朝廷发生矛盾。于是，瓦剌太师也先报复性的率众攻击大同、宣府赤城一带，大量城堡被攻破，各处报警频繁。英宗见此，执意效仿成祖御驾亲征，不想在河北怀来县土木堡被瓦剌骑兵围困活捉，也先邀英宗“北狩”。此役，数十万官军死伤，史称“土木之变”。
       自此之后，朝廷痛定思痛，开始整顿边防，添加隘口、墩台，提高关口级别，修缮墙体，增加枪炮等火器。此时，许多地方已有较长的墙体，一些古籍中经常出现长城词汇。
       天顺六年（1462年），部分蒙古部落已占据黄河河套一带，当时被称为“套虏”，时常南下劫掠，与官军发生武装冲突。因此，处于军事最前沿的大段长城墙体，首先在中国西部出现。
       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，山西总兵王玺筑长城，东起山西老营丫角墩，西至黄河老牛湾再南折，抵河曲县石梯隘口。长约二百六十里，当时被称为二边、黄河边。
       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，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筑河套、榆林等处长城、壕堑约一千六百里。
       成化十年（1474年），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章筑长城四百二十余里。
       余、徐二人修筑的长城，处于河套北部。在这些广大区域内，还有明前建造的长城，当时统称为大边。其后明军势力后退，在该段长城以南重新建筑了长城，于是该地段部分长城被废弃。在其南建造的长城，一些地段被称为二边。
       自此以后，明朝在游牧南下抢掠的西部地段大修长城、墩台、城堡、关隘，并斩削偏坡、深挖壕堑，形成规模。弘治年间，总制尚书秦紘筑固原一带边墙近八百里。北京八达岭口等隘口墙体，就是在弘治十七年建成的。正德年间杨一清、嘉靖年间王琼、翟鹏、刘天和、毛伯温、曾铣、翁万达等人，在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山西、大同、宣府等处奏筑、修缮、增创长城数千里及多处城堡，上述行为对防御蒙古部落入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       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，巡抚曾铣在二边以南继续建造长城，后逐步加筑，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内边。
       嘉靖中期，长城在宣府镇东路四海冶所（今北京延庆县四海镇）向西延伸，基本与西部长城连为一线。此时内边已经形成，即山西、河北、北京腹部的长城。大致方向为居庸关至紫荆关至雁门关至宁武关至老营堡，目的是阻挡游牧部落突破长城后南下腹地或东进京师。
       嘉靖年间，蒙古游牧的滋扰、抢掠逐步东移，规模更大，动辄数万骑。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出现了举世震惊的“庚戌之变”。蒙古土默特部落汗王俺答率六七万骑自古北口攻入，杀至北京和皇陵外围。此事件促使朝廷在第二年，即嘉靖三十年（1551年）开始于北京北部、东部大修长城，至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结束。在东至山海关，西至镇边城上千里地域内，将先前所筑的墙体、隘口连为一线。同时，蓟镇黄花城所辖长城向北与宣镇四海冶所辖长城相接。由此，中国北方长城基本贯通。
       自隆庆二年始（1568年），长城得到了大规模修缮和改造，如增加城堡、填补火器、改造墩台、部分墙体包砖等。特别是谭伦、戚继光等人设计的空心敌台、长城墙体、兵器，在辽东、蓟州、昌平、真保等镇开始具体建造和使用，在兵部的奏疏中，描写了蓟、昌二镇长城改造后的壮观场面：“十四路楼堞相望，二十里声势相援”。如此，极大遏制了蒙古游牧部落的南下。
       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，蒙古土默特汗王俺答之孙把汉那吉在大同败胡堡投奔明军，朝廷授予其指挥使官职。在宣大总督王崇古、大同巡抚方逢时、俺答之妻三娘子和朝廷内阁高拱、张居正的努力下，经世宗首肯，征战多年的俺答终于在隆庆五年（公元1571年）同意归顺，被朝廷封为顺义王，同时开设互市，史称“隆庆议和”。
       “隆庆议和”之后，北方蒙古边患明显减少，民族矛盾缓解，再未发生过大规模冲突。
       而此时，辽东战事又起。

明长城略述（三）

hongfeng — Fri, 15 August 2008 09:10:12 +0800

明长城略述

（三）

       太祖高皇帝创立明朝，前元势力退回北方草原，以元顺帝为首建立北元政权。明初，北元军事实力尚在，不时南下作战，试图复辟元朝版图。而明军实力更胜一筹，官军越过漠北追逐元君，直达外蒙古。
       洪武年间，太祖先后八次组织大规模北征。徐达、常遇春、冯胜、李文忠等奉命出征，横扫北方，将北元将领王保保等主力消灭。并在草原自东而西设立大宁行都司、开平卫、兴和守御所、东胜城等。开平卫在元上都，东胜城在河套东北，下设十六卫。“自辽以西，数千里声势联络”。
       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，前元宗室三个部落归顺朝廷，太祖分别授予其指挥使官职，并将其封为泰宁、福余、朵颜三卫，居住于东北、内蒙古东部一带。“三卫所分地，延袤共千余里”，以此作为屏蔽北方蒙古势力的“藩篱”。这就是后来的东蒙古前身。
       明成祖尚未登基前，被太祖封为燕王，居北平。朵颜卫曾在“靖难之役”时协助燕王，永乐年间，成祖因此将大宁之地赐予朵颜卫驻牧。朵颜卫在原有基础上地盘扩大，其势力继续向西发展，到达蓟镇、宣镇北部，成为三卫中最强者，三卫“东西亘三千里”。由于朵颜卫原称为兀良哈，因此朵颜三卫所占地域可笼统称为兀良哈之地。明中期修建的宣府镇以东长城，其位置较南，处于三卫之后。因此，明代将蓟镇长城（东至山海关，西至北京怀柔县开连口）称为次边。而自北京延庆县四海冶堡向西，方称为大边或外边。
       朵颜部落与蒙古诸部相较，军事实力微弱，不时受到蒙古部落的挤压。而朵颜卫夷人却经常进入内地零星抢劫、盗窃，官军因此对朵颜部落更加防备，在其后方加固隘口以监视之。由于朵颜部落对内地的地理和出入通道较为熟悉，自嘉靖年始，为蒙古部落攻入内地带路，给明朝军民造成极大的损失。
       燕王曾于洪武年间参与北征蒙古的行动，其对游牧部落的情况较之南京的大臣们更为熟悉，深谙巩固北方的重要性。永乐七年（1409年），成祖不顾南京大臣们的坚决反对，做出了明智的选择，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。
       成祖迁都后，五次御驾北征，曾三次寻找到蒙古主力躲藏地进行决战，大胜而还。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成祖崩于北征返回的途中。
       明初，官军经过多次北征，使得北方游牧部落无喘息之机，边患威胁明显减少。此时，明朝版图极大，北部远远超出了后来的长城一线，无需大规模建造长城墙体阻挡游牧部落的进攻。为防止游骑滋扰、盘查奸细、限隔内外，官军在现今长城一线通往内地的要路上，建立关隘等设施。因此，明初洪武、永乐、宣德等年，长城的形态主要以大量建立关隘、城堡和报警烟墩为主要内容。
       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，淮安侯华云龙镇守北平，经太祖诏准，自永平、蓟州、密云以西二千余里，建立关隘一百二十九处。太祖“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、太和岭并武、朔诸山谷间，凡七十三隘，俱设戍兵”。
       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北平都司在北京北部、东部山区建立隘口二百处。大致路线自山海关至北京门头沟，并向南进入河北。
       这些隘口的走向，就是明中期建立东部长城的大致走向。
       关隘的设置包括横跨山口的墙体、不同级别的城堡、沿途的烟墩。兵源、粮饷、衣物、兵器、民夫等后勤军需均被列入保障序列。隘口墙体明代称为“正城”，长度数里或十数里不等。
       我们时常在明长城内外看到一些早期的墙体、烽燧遗迹，这些大部是在明初建立的隘口墙体和烽燧预警体系，明中后期废弃不用，又在合理的山脊线上重新建筑了长城和附属墩台。有人常误认为这些墙体属明前长城。
       明初最早建立的较长墙体（非隘口墙），应当是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所筑。“永乐十年，敕边将治壕垣，自长安岭迤西，至洗马林，皆筑石垣，深壕堑，以固防御”。该段墙体大致长三百二十里，目前仍可以找到残迹。
       永乐年间，官军五次北征，曾深入到外蒙古乌兰巴托一带，寻找到瓦剌酋长决战，大破之。此时，明朝势力深入较北地域，该段石垣与同一地域的隘口墙体，属于第二道防线，做防备之需。
       宣德年后，蒙古诸部元气渐复，常在陕甘一带南下，滋扰抢掠内地，并向东发展。各地时有杀害军民、攻占城池、抢劫村舍等事件发生。而自宣德年始，皇帝昏庸，官军软弱，竟主动向南撤退，“盖弃地三百里”，逐步放弃开平、兴和、东胜等司、城、卫、所管辖的大片土地。蒙古势力由此进一步南压，跃然控弦南牧，直接威胁明朝北方的安全。加之成祖先年赐予朵颜的大宁之地，自辽以西，“数千里声势隔绝”。
       由上述历史脉络清晰可见，明长城是一条军事防御的界限。当年并无西方的“国家”概念，因此也并无清晰的国境线。不同区域的界限，主要是以文化和军事实力的转换而大致划分出来的。如果将长城当作现代意义上的国境线，那么成祖在长安岭等地所筑的石垣、兀良哈三千里之地及开平、兴和、东胜等地域便无法解释。

明长城略述（二）

hongfeng — Sun, 10 August 2008 09:55:20 +0800

明长城略述

（二）

       中国修建的长城，包括明朝修建的长城，都是出于安全防御的需要，并受到了礼制思维方式和传统经典的影响。
       《易经》云：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。
       《道德经》云：“王道之君,端拱垂衣而始”。
       中国的礼制始于黄帝时期，“垂衣裳”就是以礼治天下的初端。中国传统文化上下相继，一脉相承，从未断档。周代礼制盛行，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等经典，随后又和与其他经典一道被融入儒家经典之列。历代谨尊不移，并延续至明清，影响至今。
       《礼记》云：“大人世及以为礼，城郭沟池以为固，礼义以为纪”。建造城郭，最初是出于安全的考虑，黄帝时期便已有之，后来被融入了礼制的范畴。
       《黄帝内传》云：“黄帝筑城邑，造五城”。黄帝时期距今已有四千五百年了。
       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鲧作三仞之城”。鲧是禹的父亲，曾经治水失败，禹建立了夏朝。
       在中国传统文化覆盖的地域之内，君臣都会按照礼制去建造不同等级的城郭。
       若将城郭扩大、拉长放于边疆，这就是长城。可以将长城理解为最大的城郭。
       战国时，各诸侯国修建长城以标明界限，相互防御，防止吞并，同时还兼带防御北方游牧的功能，如燕北长城、赵长城等。自秦并天下始，长城的功能基本转移至防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。长城之内，便是相对统一的文化圈。
       《史记·匈奴列传第五十》引用了汉武帝曾经说过的一段话：“孝文帝后二年（前162年），使使遗匈奴书曰：先帝制：长城以北，引弓之国，受命单于；长城以内，冠带之室，朕亦制之”。冠带就是冠帽、衣带，与“垂衣裳”的含义相通，以此比喻共同遵守华夏礼乐制度的地域。
       明太祖与汉武帝的观念一脉相承，他曾道：“自古帝王临御天下，中国居内以制夷狄，居外以奉中国”。何谓中国？遵守华夏礼乐则为中国，不守中国之礼则为夷狄。所谓“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，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。
       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，掌都察院事毛伯温曾道：“古者有城必有郭，城以卫君，郭以卫民”。这段话将城郭的功能叙述的淋漓尽致。
       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年），巡抚蓟州都御史郭宗皋认为：“边墙之设，乃一镇藩篱，而城堡则其室家也，未有藩篱不固而能保其室家者”。藩篱，门户的屏障。御史郭宗皋将长城比喻为院子旁的篱笆墙，将城池比喻为居住的房屋。如有匪寇入掠，首先要保卫院墙，而并非退至屋内被动防守。
       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，宣大总督翁万达上奏皇帝时曾写道：“虏之为患犹泛滥之水，中国设守犹障水之堤”。万达将蒙古部落比喻为泛滥的洪水，而长城则是阻挡洪水的堤坝。
       南北朝时期，北魏高闾曾向孝文帝上《请于六镇北筑长城表》，文中明确了建造长城的依据：“易称：天险不可升，地险山川丘陵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长城之谓欤？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，以御北虏”。其后，北魏筑长城千里。
       《易经》是中国传统经典之一，其在系辞第二十九卦坎卦中说：“天险不可升也，地险山川丘陵也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，坎之时用大矣哉”。
       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，太祖通过高丽使者成惟得，书谕高丽国王王颛，劝诫其修仁义礼乐，建城郭甲兵，其中道：“古者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今王有人民，无城郭，民人将何所依？”。
       中国历代长城修造者，包括明太祖，都是遵照经典中“王公设险以守其国”的指导思想去修建长城的。明代官员对城郭、长城的认识，与历代一脉相承，在许多大臣的奏疏中可以查找到这样的根据。
       中国之外的一些国家，也有类似的“长城”。如英国的哈德良长城，然其形制与中国长城完全不同，其长度和使用时间均很暂短，没有与中国的长城相对比的条件。

明长城略述（一）

hongfeng — Wed, 06 August 2008 11:59:05 +0800

明长城略述

（一）

       中国的长城，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，出现于公元前七世纪，即春秋末、战国初。战国时，七个诸侯国全部修筑了长城。在随后的中国历史上，秦、汉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金、明等朝代都曾大规模修筑过长城。还有一些朝代，曾利用、修缮、小规模建筑过长城，如清朝等。
       中国明代的长城，自公元1368年太祖高皇帝建立明朝之后便出现了。从洪武初年至崇祯末年凡二百七十余年间，长城从未停止过修建。总其功能，主要是防御北方蒙古游牧部落的攻掠。明末，东部长城的功能又临时转向防御建州女真人的进攻。
       目前，许多人有一个误区，认为长城就是山上壮观的墙体。实际上，长城是一个综合的军事防御体系，而非只孤立的墙体。除墙体外，它还包括了不同级别的城堡、关隘和烽燧等体系。由于建筑在山上的墙体显得十分突出，能够给人留下直观而深刻的印象，因此，许多人将其当作了唯一的长城建筑，长城的其他建筑形态被忽略。
       根据研究和实地勘验，长城应当这样定义：在中国传统文化覆盖、影响下的地域内，帝王君主以军事防御为目的，在其边界、亚边界区域或对立地区、民族交汇易冲突地带建筑的连续性墙体及配套的烽燧、墩台、关隘、壕堑、城堡等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，称之为长城。
       军事防御应当有较大的战略纵深，而非处在一条平行线上。长城墙体便处于这个纵深的前端。中国历代均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建筑有许多军事设施和军事建制，于此形成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地域。历代的军事行动，并非简单的围绕着山上的墙体进行。
       明代在长城沿线先后建立了九个军镇，下设有不同级别的卫所、城堡、关口。这九镇是：甘肃镇、宁夏镇、延绥镇、固原镇、山西镇、大同镇、宣府镇、蓟州镇、辽东镇。其他一些小镇，从属于上述大镇管辖，或几镇总兵一同被更高一层的总督所管辖。
       由于明代修筑长城的时间距今最近，其损毁程度相对较小，因此，我们可以有幸观察到它的具体结构和走向。根据史料和实地勘验，明长城东起鸭绿江，西至嘉峪关，穿越辽宁、河北、天津、北京、内蒙、山西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等九个省市区。其总长度，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十分准确的数字，官方公布的大致长度一说六千三百余公里，一说七千三百公里。
       2007年，国家文物局确认了青海西宁一带发现的长城属明长城，与甘肃明长城相连，据称其长度有上千里，为嘉靖年间西宁卫防止蒙古游牧部落的攻掠所建。
       目前，包括明长城在内的历代长城，正在全面普查、测量之中。届时，会有相对准确的明长城数据。
       明代习惯将长城称呼为边墙，有时也以长城相称，其质主要以土、石、砖三种建筑材料为主。北京周边和沿线各处关隘等重要地段，大部筑有较为讲究的砖墙。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雨风之后，明长城至今已残缺不堪，大部坍塌，只有很少的地段保留尚好。大部分的城堡、墩台，目前也只留有残迹。